乳品企业重塑行业信心的时候，肃州区的7000余户奶农陷入矛盾：养牛，还是卖牛？

　　酒泉肃州奶源地记事

　　奶难卖

　　9月28日上午，杨国栋两口子坐在大门口百无聊赖地等待着好牛乳业公司的收奶车，自从“三鹿”事件爆发以来，好牛乳业的收奶车就再也没有准时到过。

　　杨国栋的11头奶牛在这天早上总共产奶不到100公斤，和半个月前相比，产量下降了一半。即使这样，杨国栋还是愁眉不展，他不知道这些鲜牛奶今天是不是能够全部卖掉，因为他的冰柜里已经没有地方储存更多的鲜牛奶了。

　　对现在的杨国栋来说，奶牛产奶多，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情。

　　这里是酒泉市肃州区苜场沟奶牛养殖小区，2003年由政府专门规划一片地，鼓励愿意搞奶牛养殖的农户集中在这里养殖。政府规划，农户出资，前面是农户生活区，后面是奶牛圈舍和奶牛活动场。像这样的奶牛养殖户的院落分列三排、呈东西走向。奶牛养殖小区宽阔平坦的水泥路面尽头，奶牛养殖示范小区的牌楼高高耸立。

　　杨国栋说：“最早这里有42户养殖奶牛，现在养奶牛的只有12户了。”奶牛养殖户规模持续萎缩，杨国栋总结的原因是，鲜奶收购价格不稳定和饲料价格不断上涨。

　　奶农刘新民说：“现在鲜奶的收购价每公斤不到2.0元，但是玉米的价格已经从0.35元涨到了0.75元，翻了一番。”她现在的两头奶牛日产鲜奶80多斤，9月27日下午，刘新民给好牛乳业交了96.5公斤鲜牛奶，这是两天来，她第一次交奶。

　　搬到这里来的奶农已经和土地告别了，养奶牛、卖鲜牛奶是这些养殖小区的奶农唯一的经济来源。一旦鲜牛奶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最敏感。奶农华爱生对记者说：在这里谈奶色变。”

　　交奶难，价格低，奶款无法兑现是当地奶农最近的共同感受。

　　营门村八组村民张学鹏的妻子9月27日排了3个小时的队，才交了不到40公斤鲜奶，按照以前她至少要交掉100公斤鲜奶。10头奶牛，目前日产鲜牛奶200多公斤，剩下的怎么办？张学鹏的答案简单而又苦涩：“喂牛。”

　　这位奶农告诉记者：“现在没人愿意买奶制品，乳品厂开始用生产的成品抵顶部分奶款。”张学鹏当天就领到了十箱好牛乳业生产的“为佳”牌麦香牛奶。张学鹏说：“十箱我可以送朋友，问题是厂家拖欠我的奶款有一万七八。”

　　一头牛的赌注

　　上世纪80年代末，“奶牛下乡，牛奶进城”模式在全国推广，由农户散养奶牛为乳品企业供奶的中国乳源模式自此开始。这个模式的优点是，乳品企业不需要支付奶牛养殖成本，不需要支付扩大牧场时的征地成本，却可以依靠“人民战争”将奶源产量迅速放大。正是在这个时候，肃州区营门村村民开始大规模散养奶牛。

　　9月27日上午，营门村八组组长任天寿按照乡上的安排对八组的奶牛养殖户进行摸底。从这份最新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到：目前八组存栏奶牛178头，产奶奶牛86头。以组长任天寿为例：存栏5头，产奶奶牛4头，日产鲜牛奶80公斤，售往好牛乳品公司35公斤，自己零售45公斤。

　　因为乳品厂目前还拖欠任天寿4800元的奶款，他已经很少往好牛乳业交奶了。任天寿说：“成本越来越高，好牛收购价只有1.0元，自己在市面上卖一斤1.40-1.60元。”任天寿以他养的5头“荷兰黑白花”奶牛算了一笔账。

正常情况下，一头牛产奶期为9个月，黑白花胚胎移植牛价格在3000元到5000元。牛犊子喂牛奶至少2个月，平均每天14斤。4个月之内，奶草混杂喂养，一天光麦草就要10斤。

　　此后一般情况下，大牛一天要吃掉30斤干麦草，外加玉米、油渣、麸皮和啤酒渣等配料，现在的价格干麦草每吨400元。这样算下来，一天一头牛的投入在30元左右，一头牛一年产5吨鲜牛奶，一年才赚个2000元左右。

　　任天寿说：“八组的特点是人均土地面积不到1.40亩，但是地处城郊，交通方便，很早就有养殖奶牛的传统。”

　　但奶牛养殖的风险也很高，刘新民2003年12月花费15000元买了两头奶牛，但是2004年意外暴发的口蹄疫，使得刘新民的奶牛在一个月内掉了一半的价格。由于产奶量不高，2004年5月，从苜场沟八组搬到奶牛养殖小区后，刘新民就处理掉了两头奶牛，一次亏了1万多元。2004年12月，刘新民失去了土地，无奈又买了两头育成牛，日产鲜奶80公斤，但是现在她又不知道该把牛奶销往哪里，奶牛养殖给刘新民的感觉就像是轮盘赌。

　　典型养牛户

　　土墙环绕的院落里，简易牛棚挨着院墙搭建，拴在里面的16头牛是张学鹏一家最重要的生计来源。虽然他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来清扫，可即便关了门窗，刺鼻的牛粪味还是无处不在。

　　“养了牛就是这样，每家都一样，习惯了。”张学鹏一天的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一直到晚10点，都要围着这16头牛转。节奏很固定，早上5点，喂食，挤奶，回来以后再喂食，打扫牛棚，干农活，下午5点再挤奶，回家后再喂食，晚10点，喂最后一轮食。

　　9月27日上午，记者见到张学鹏时，他刚给固定的客户送完牛奶回来。来不及休息，就开始光着膀子给牛添加草料，“这么大的筐子，一头牛一筐。”张学鹏说，“奶牛养起来就是比较麻烦，每天固定喂饲料、挤奶，一点也不能乱，不然产奶量就上不去。”奶牛享受草料的时候，张学鹏就开始抓紧时间清洗奶桶和自动挤奶器。做完这些活，奶牛的草料也快吃完了。这个时候就是张学鹏开始吃饭的时间了，歇一根纸烟的工夫，张学鹏开始清扫圈舍，大约下午5点的时候，就开始这一天最后一次挤奶了。

　　显然，张学鹏已经习惯了这种辛苦，一家人的开销都指望着这十几头牛。

　　这位36岁的普通村民，从1996年开始响应政府号召饲养奶牛。他从1头牛开始，一度扩大到十几头的规模。在政策扶植下，肃州区的奶牛养殖得以大范围推广。

　　“家有两头牛，住上小洋楼。”成为中国奶业规模化扩张的初始阶段农民们最质朴的财富想象。

　　张学鹏并不懂复杂的市场经济理论，但养牛10年来，市场的起落，也让他给自己算了一笔养牛账。“刚开始养牛，虽然奶价不算高，每公斤1.60元左右，但饲料便宜。而且村里有地，自己地里的玉米、秸秆用来喂牛足够了。”

　　这也是农民最朴素的计算方式，劳动力和自己庄稼地里的饲料都不算在成本里，1头牛净收入3000多元，这也刺激了更多村民进入养牛领域。从1998年到2007年，中国人均牛奶消耗量从5.3公斤提高到27.9公斤，奶制品工业生产值也从120亿元激增至1300亿元。

　　在酒泉，好牛、好为尔两大乳品企业就在这个时候大规模投资扩产，使酒泉市肃州区的奶农达到了7224户，存栏4万头，日产奶1750吨，一举跃升为甘肃最大的奶牛养殖基地。

　　在这场竞赛中，奶制品企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上游，抢占下游的低成本扩张方式，在不同阶段推动中国形成以散养为主的奶源结构，以及私人奶站为基础的原奶收购模式。

　　到了2000年，村里很多农户家都养上了奶牛。让张学鹏暗暗吃惊的是，“育成牛价飞了似的往上涨，从1.2万元往上涨了六七千元，那些愿意卖牛的，转手就能挣到六七千，刚出生的母牛犊，也能卖到3000多元。”

　　可张学鹏没舍得卖牛，他想着涨价好，牛值钱，牛奶就能更值钱，就想着再多养几头。“自家的母牛犊都舍不得卖，而且养奶牛跟别的不一样，要养上两年才能出奶，自己的牛好容易养起来之后，就更舍不得卖了。”

　　但是眼前的形势让张学鹏左右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