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书法家书艺成就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书法思想的前瞻性和美学取向的包容性。在何锦江先生眼中，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它集诗歌的意境美、音乐的节奏美、建筑的空间美和舞蹈的线条美于一身，而书法的本体精神，则直指中国文化的最高哲学境界———虚静。因此，何锦江认为，作为一个书家，必须要讲究字外功夫的锤炼。

　　循着何锦江先生的学书之旅，不难看出他字外功夫的深厚。

　　作为兰州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何锦江先生始终对中国传统经典情有独钟，心灵常常游弋于《老子》、《庄子》、《论语》、《楚辞》等典籍之中，体悟“天地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圆融境界，并在这种体悟中使心性趋于澄明与淡泊。多年来，他以读书为乐，以诗歌明志，以挥毫寄情，于熙来攘往的尘世纷扰中，保有明澈与清静的心境。这番精神历练使何锦江先生拥有了一双于自然万物中发现书法美的慧眼。他听秦腔，能于字正腔圆中体会圆转果断的书法用笔之美；他看舞蹈，能于彩袖婆娑中发现飘逸灵动的线条之美；他游名山，能于烟云缭绕中感受虚实相生的变化之妙。于是，他将这灵光乍现的点滴感悟发为诗歌，形于书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何锦江先生的书法作品是他心迹的自然流露，带着生活的热度、感人的真诚和诗意的芬芳。

　　罗曼·罗兰说：“思想是蓝天，而行动则是我的花园，我耕耘我的花园，我也耕耘我的蓝天。”何锦江先生的花园便是他诗意葱茏的书法艺术。在这里，他秉笔躬耕，营造了一方多彩多姿的翰墨天地。

　　何锦江的书法之旅始于幼年的书香熏染。四、五岁时他就对家中悬挂的汪若南的行楷和张维岳的狂草作品发生了兴趣，常常对之观摩，由此喜爱书法。上大学后，始临柳公权，学其结体、筋骨之辨证关系。1979年从党校调到县委宣传部后，常与景晖、冯益山等人切磋书艺。为弥补唐楷过分规整之不足，他于1980年由唐楷转临黄庭坚，取其舒展灵动之笔意。值得庆幸的是，1982年至1986年期间，在通渭县委书记张子芳的重视和推动下，通渭书画氛围空前浓厚，陇上名家康务学等书画家纷份应邀来通渭讲学，得康务学指导，何锦江对书艺认识和书法实践都产生了质的飞跃。

　　在书法理论层面上，何锦江取法乎上，精读孙过庭《书谱》，有所得辄记之，如今已密密麻麻记了一大本。他学习《书谱》的心得是书法各体之间不应割裂开来，而应相互取法，融会贯通，如此才能破茧成蝶，由技入道，进入随心而迹化的自在境界。在这一书法思想的指导下，何锦江的书法实践便显得学古不泥，于损益取法之中时见变化之妙。他从唐楷入手，于黄庭坚《松风阁》，《嵩高灵庙碑》、《张孟龙碑》、《爨龙颜碑》、《爨宝子》、《张迁碑》以及《泰山金刚经》等用功精深，草书尤其钟情于孙过庭《书谱》，并融汇明代祝允明之大草气势。在几十年的书法实践中，他汲众家之所长，取法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将碑骨帖韵熔铸于一炉，逐渐形成了高古明快、天真质朴的艺术风格。每每落笔之际，成竹在胸，不失法度而能见“我”之性情、“我”之面目。

　　何锦江先生说：“书法是没有行距的诗歌，没有音符的乐章。”他的书作，无不体现了这种诗性美和节奏感。观其楷书条幅“月落乌啼”，便可发现其得力于《中岳崇高灵庙》碑和二爨，通篇“体兼隶楷，笔互方圆”、结体自由、古拙朴茂、雄浑大气，点画若金石坠地，力感十足；用墨偏重，给人以厚重夺目的形式感。然又能于点画之间融入行书笔意，字与字间线条的粗细变化和墨色的浓淡对比以及字形的大小错落形成一种强烈的节奏感，如“月”、“江”、“姑”、“寒”、“夜”、“声”等字以饱墨书写，乌黑照人，字形大而拙，显得古厚朴茂，而“天”、“外”、“寺”等字则线条细而淡，字形小巧，穿插于大字之间，显得稚拙天真，顿生灵动之意；另外，“枫”、“半”、“客”诸字则以行书面目出之，使以方笔为主的点画基调发生变奏，增添了无限生趣。

　　何锦江草书作品以《书谱》为宗，意参王羲之《圣教序》之逸致，下追祝允明笔意，又能于借鉴取法传统的基础上融入其奔放、热烈的情感，放笔挥洒，沉着痛快，淳朴大气，依稀可见拙朴自然的汉魏风骨。而其如乱石立满纸张的章法，枯润轻重飞白相生的构成，则呈现出一种笔墨的变奏与交响，形成强大的视觉张力，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